村镇银行被盯上了。前不久，山东警方破获了一起跑分洗钱案件，从去年5月到7月期间，该犯案团伙先后流窜至贵州、云南、广西、宁夏、山东多地，并在沿途办理数十张银行卡，为境外网络诈骗犯罪团伙跑分洗钱，前后涉案金额高达1.1亿元。
与其他传统洗钱跑分团伙不同的是，该犯罪团伙并未购买他人银行卡，仅仅依靠团伙里的13人的身份信息，利用中小银行之间的信息库相对独立、无法共享的特点，在流窜多省办理了80多张银行卡未被发现。最终在山东一营业厅办卡因行程码14天内途径多地而引起银行员工怀疑，进而报警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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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银行员工的报警电话后，山东警方在梳理提供的4人办卡信息时发现其中一位犯罪嫌疑人林某的银行卡有因涉嫌诈骗曾被浙江警方冻结的记录，而另一位嫌疑人王某名下有多张银行卡，并且在公安部反电诈平台曾被多地公安机关紧急止付、冻结。因此警方断定这伙人极其有可能帮助电诈团伙洗钱。
在抓捕过程中，警方发现除此次办卡的4人，还要有9人一同生活在犯罪嫌疑人的宾馆里。实施抓捕后，警方现场搜出30余部手机、80余张银行卡和车辆3部，涉案金额高达1.1亿元。其中80余张银行卡中有50余张银行卡为涉案银行卡，而且这些银行卡大部分在反诈平台都有交易记录。
犯罪核心成员之一的孙某交代，最开始他在做服务员时认识了老乡黄某，在黄某的介绍下，孙某开始为网络跑分平台洗钱跑分，从中获得佣金。为了能够获得更多佣金，孙某渐渐不满足于自己单干，他以200到300元的价格雇佣自己的亲属，一同驾车在广西、宁夏、内蒙古等地办理了数十张银行卡，并将卡交给黄某，黄某支付数万元给孙某作为报酬，并将这些银行卡用于平台跑分。
经过此次办卡的经历，孙某发现，地方性小银行办卡审查很容易通过，并且不容易被发现。于是在去年7月份，其又故技重施组织13人，从福建开始驱车行驶多地，沿途办理银行卡，结果在山东被警方抓获。
在交代如何跑分时，孙某表示用他用办理来的银行卡登陆手机APP后，根据老板提供的指令给指定账号进行转账，按照大笔进来、小笔出去的原则进行洗钱，比如老板转了一两万元进来，根据提供的指令，再用一百、两百或者五百不等的小额进行转出到指定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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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案件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两名犯罪人员在青岛某银行柜台以办理工资卡为由办理多张银行卡时，能够提供公司的营业执照，并且后续又来了两个同伙，也能拿出加盖单位公章的证明。银行工作人员为慎重起见，联系了公司法人，该公司法人称他们公司是做抖音购物车，并能详细解释购物车的业务。从头至尾，这四名犯罪嫌疑人都是合法合规办理银行卡。大多数银行柜员调查到这种程度仍然没发现有漏洞，就算心里有疑问也会按下不表。事实上山东的这家银行的工作人员也是为其办理银行卡后心存疑虑才报警的。
不难看出，孙某正是发现了地方性银行在全国各地分行少，银行信息库相对独立，与其他银行之间无法共享的特点，才利用办理工资卡的名义在全国各地中小地方银行疯狂办卡用于跑分。而若不是四人提供的行程码在14日内出现了相同的贵州、云南、广西、宁夏、山东多地，银行工作人员也无法发现疑点。
随着国家严打电信诈骗和洗钱跑分，大型国有银行利用其强大的风控系统和遍及全国的网点，在反洗钱工作上已经做得越来越完善。犯罪分子见全国性大银行开展犯罪活动的空间越来越窄，便将目光放在了全国的地方性银行，村镇银行反洗钱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村镇银行除相互信息不流通的缺陷外，还存在着反洗钱履职意识淡薄、工作有效性不足、内部约束机制缺乏以及业务人员素质不足等等问题，因此多次因未按照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被央行处罚。
目前按照《反洗钱法》采取“双罚制”原则，既对金融机构实施行政处罚、又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罚。例如去年8月31日大冶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按照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中国人民银行黄石市中心支行予以罚款20万元、大冶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李涛对大冶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按照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负有责任被罚款1万元。
通过梳理案件不难看出，村镇银行有较大揽储压力，因此对于办理银行卡的客户十分欢迎，而多数洗钱的从业者，又喜欢以办工资卡、对公账户名义前来办卡，特别是在手续齐全的情况下，很难识别出银行卡的最终用途。因此村镇银行可以从行程码以及询问公司业务的方式来确认，特别是行程码14天内出现多地的一定要提高警惕。
村镇银行虽然体量不大，但是也要不断完善自己的风控系统，对于交易异常的银行卡，要及时冻结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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